“革命是暴动跟投之家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。”“矫枉必须过正，不过正不能矫枉。”这两句震撼人心的论断，出自毛主席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。
在国共两党高层普遍不认同，甚至对农民运动进行打压的困境中，毛泽东为何能够作出如此坚定的结论，并且毫不犹豫地为农民运动发声？这篇充满深刻洞察的考察报告，又是如何为后来席卷全国的朱毛红军铺设了坚实的基础？让我们一同探究其中的深意。
1926年初，毛泽东撰写的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广泛传播，许多革命者在此获得了一个崭新的认识——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，农民运动因此如火如荼地展开。随后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开设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，计划通过四个月的时间、252学时的教学，培养300名学生成为农民运动的专家。
展开剩余78%讲习所于5月3日正式开学，毛泽东担任所长，并亲自讲授《中国农民问题》课程。他详细阐述了为何国民革命必须重视农民的力量：中国人口中，农民占据了80%，在工业相对落后的情况下，农业仍然是国家的支柱产业。为了打倒列强与军阀，完成人民自由平等的理想，国民革命必然要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体——动员农民，就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兵员，解放农村则是完成革命任务的基础。
除了理论授课，毛泽东还组织学生成立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，每周进行租率、田赋、会党等农村问题的研讨；同时，他还将学生们编组为军事队伍，利用10周的时间进行军事训练，确保每一个学员都具备基本的军事知识。四个月后，学生们纷纷返回家乡，成为推动农民运动的生力军。
在北伐战争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，农民运动也在革命的浪潮中迅速扩展。到1926年12月，南方各省农会的会员人数已经突破百万，湖南的会员增长至200万，能够直接领导超过1000万的农民，占据了当地农民的半数之多。这些农民不仅成为了国民革命的坚定盟友，也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根基。
然而，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却遭到了许多阶级的强烈反对。地主阶级与国民党右派视农民运动为“痞子运动”，而蒋介石等人更是试图借此机会篡夺革命成果；陈独秀则认为农民运动伤害了地主利益，可能动摇北伐军的士气，他在中央会议上提出限制工农运动，反对“耕者有其田”。毛泽东建议在湖南实行土地革命，但这一提案被以“湖南没有土地问题”等理由驳回。
面对来自党内外的强烈反对，毛泽东虽内心感到苦闷，但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。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并反驳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指责，他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，前往湘潭、湘乡等五个县进行为期32天的考察，行程长达700公里。
他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，通过与省党部的协调，减少了当地的阻力。在考察过程中，他不仅召开了党政团体的会议，详细听取农民运动的进展，还走访了地方的各行各业，亲自询问并记录下真实情况。他迅速解决了考察中发现的问题，比如指示恢复湘潭平价卖粮政策，并镇压了破坏农民运动的地方团防局长。考察结束后，他总结出五项具体的工作方向：鼓励农会组织、建立农民武装、构建农村民主政权、实施“耕者有其田”、发展党员力量。
这种全方位的调查方式，不仅帮助毛泽东全面了解了地方的实际情况，也为今后的农民运动指明了方向。
1927年2月12日，毛泽东抵达武汉后，写下了1.7万字的考察报告。报告开篇以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地主阶级对农民运动的恶意污蔑，明确指出农民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，呼吁革命者必须在顺应历史潮流与抗争旧有势力之间做出坚定选择。
报告中，毛泽东列举了湖南农会领导广大农民推翻封建特权的生动事例，深刻揭示了地主阶级作为专制政治的支柱，其反对态度恰恰证明了农民运动的正当性。他在文中强调：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”，指出推翻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过程中，农民运动出现的“过火”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，并讽刺那些在民众觉醒时却恐惧退缩的反对者，批判他们表面上呼吁人民起来反抗，实际上却在关键时刻倒戈相向。
这篇基于实地调查的考察报告虽然未能直接改变国民革命的走向，但它为后来的农民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。1927年4月12日，蒋介石发动了“清党”政变，建立了封建性质的南京政府。
然而，在毛泽东的指导下，湖南的农民运动仍旧在前半年持续壮大，已经扩展到65个县，农会会员达到600万，农民武装拥有7000条枪和数十万的梭镖队。这些力量为秋收起义、湘南起义提供了重要的支持，也为日后组成的朱毛红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历史验证了这一点：实地调查所得出的结论，远比空想更加靠谱。那些看似未能立刻见效的努力跟投之家，终将在未来的革命事业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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